畅销巨作青梅煮酒论英雄：马勇评近代史人物

长篇军事历史《青梅煮酒论英雄：马勇评近代史人物》，男女主角马勇马勇身边发生的故事精彩纷呈，非常值得一读，作者“马勇”所著，主要讲述的是：人民不满，社会不满。大家都在想办法，都在想着怎样才能打破这个僵局，于是乎，法国大革命再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法国人的政治选择，也由此成为中国人一个可能选项。1902年，《国民报》第二期发表《说国民》，正面介绍法国大革命，期待中国人能够像当年法国人那样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启发民众，造就国民，让法...

第14章

公元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攻打巴士底监狱，法国大革命爆发。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政治原则，宣布人与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是平等的，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议会还颁布法令，宣布废除贵族制度，并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进行彻底变革。法国历史由此改写，经过几年波折反复，君主专制终于成为历史陈迹，法兰西共和国由此诞生。

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此后欧洲各国皆以法国为榜样，重建社会秩序，促进了各国专制集权制度的瓦解，调整了社会生产关系，促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进程，法国启蒙思想凝聚成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或许是遥远的地理区隔，或许是时代差异，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在当年或稍后传到东方，传入中国。中国人知道法国大革命，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后。

1898年，康有为向朝廷进呈《法兰西革命记》。这部著作比较详尽地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和详细过程。当然康有为的目的不是要张扬法国大革命的革命精神和斗争勇气，恰恰相反，康有为主要是在渲染革命的恐怖、血腥和不可取，劝告清廷接受改良，阻止或延缓革命的到来。

与此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著有《劝学篇》。根据其幕僚辜鸿铭的记载，张之洞写作这部书的主要目的也是渲染革命的恐怖、血腥和不可取，暗示康有为等人鼓吹的所谓变法维新，其实就是一场激烈的政治革命，劝告清廷一定要注意防止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主义”在中国重演。

不幸的是，张之洞的暗示过于隐晦，他在《劝学篇》中对改革改良的期待，更像是临门一脚，终于使清廷觉得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或许具有相当可行性，于是一场轰轰隆隆的政治变革在1898年夏季迅速推开。

然而，1898年的政治变革并没有进行下去，在那一年秋天之后，中国反而进入一个“后改革”的时代。人民不满，社会不满。大家都在想办法，都在想着怎样才能打破这个僵局，于是乎，法国大革命再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法国人的政治选择，也由此成为中国人一个可能选项。

1902年，《国民报》第二期发表《说国民》，正面介绍法国大革命，期待中国人能够像当年法国人那样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启发民众，造就国民，让法国大革命的恩泽能够像惠及欧美一样影响东方，影响中国。

又一年（1903年），“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讴歌革命呼唤革命，将法国大革命视为中国人必须学习必须仿效的榜样，中国人只有像法国人那样顺乎天而应乎人，以革命去腐败而存善良，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牺牲贵族以利平民，承认天赋人权，才能使人人充分享受自由平等之幸福，才能使中国起死回生，返魄还魂。

从此后，自由、平等、博爱，成为中国人的口号，成为革命党人的旗帜。法国大革命成为中国人刻意模仿的对象。

又经过几年蹉跎，挣扎，失败，反抗。当法国大革命发生122年时，也就是1911年，中国旧历辛亥年，中国人终于走上法兰西人曾经走过的道路，引爆了一场“中国大革命”。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发动者，在主观意图上有刻意模仿法国大革命的意思，但当这场革命爆发后，当社会各个阶层给予积极回应后，这场革命的后半场并没有接着模仿法国大革命，不仅没有将举国痛恨的专制皇帝送上断头台，而且革命者也没有独占鳌头，垄断一切。辛亥革命各方参与者相互妥协相互让步，清廷退位，共和达成。

对于辛亥革命这个政治结果，根据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一般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惋惜孙中山被迫让出了革命成果，痛恨袁世凯成了“窃国大盗”，所以又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这场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其他一切照旧。

传统说法自有道理，只是从今天的观点看，从人民本位的历史观看，辛亥革命各方参与者相互妥协相互让步，毕竟避免了一场内战一场血腥屠戮。这是中国人的智慧，而不是什么革命派的软弱性妥协性。辛亥革命的结果不仅合乎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合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试想，假如南北不妥协，不论是南方北伐，还是北方南征；不论是南胜北败，还是北胜南败，真正吃亏真正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人民。

辛亥和局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成功案例。而之所以能够达成这个结果，既是所有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也是一些杰出政治家的贡献，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长期受到忽视或不公正待遇的惜阴堂主人赵凤昌。

赵凤昌生于1856年，辛亥那一年已经55岁，较孙中山年长10岁，较袁世凯长4岁，较黄兴长8岁，较摄政王载沣长27岁，较唐绍仪长6岁。只有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较赵凤昌年长6岁，很显然，赵凤昌是当时国内政治家中年长者，属于德高望重型。

要说赵凤昌德高望重，当然也不是仅仅在于年龄，这可能还与其人脉资源、政治经历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赵家属于常州望族，其家族中往上推比较有名者，大约要数曾国藩的高级幕僚赵烈文。赵烈文曾准确预见大清王朝不出50年而亡，只是曾国藩没有接受赵烈文的判断，继续为清廷贡献愚忠。

与赵烈文的政治经历相类似，赵凤昌也是科举道路上的失意者，只是后来获得张之洞的赏识，成为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关键在于赵凤昌真的是足智多谋，处事灵活，是张之洞幕府中的知己，有“一品夫人”之称。后来因替主子受过，被朝廷开缺，永不录用，遂由张之洞在电报局为其谋了一个闲差，常驻上海，遍交天下名流，拥有最广泛的人脉。

武昌起义爆发后，赵凤昌第一时间获知详情，遂邀请江浙名流张謇、庄蕴宽等，到他位于上海南阳路十号的惜阴堂共谋良策。当南北会谈转移至上海时，南北双方不谋而同以惜阴堂为消息中转汇集中心，公开讨论的每一个议题，差不多都在惜阴堂提前讨论，拟订方案，或者找到寻求解决的大致方向。经过张謇、庄蕴宽等人从中联络和一系列紧密磋商，南北双方很快就国体以及此后的清廷优待条件、袁世凯出处等达成一致。南方同意，只要袁世凯能够逼清帝逊位，那么就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各方一切通过”。这就是张謇当时发给袁世凯的密电。

赵凤昌能够一手托南北，将中国政治玩弄于股掌之中，除了政治智慧、胆略胆识之外，最重要的是人际交往。而这种人际交往，又绝非泛泛的酒肉朋友，不要说是肝胆相照，至少也应该是利益共同体。

在湖北方面，新军是武昌起义的主体力量，黎元洪等一大批湖北军政府的领袖，其实都算得上是赵凤昌的学生，都多少受到过其关照。而北方，当陆军大臣荫昌被调回，清廷礼聘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时，满洲贵族实际上已经出局，南北谈判只是汉人之间的事情。最为吊诡的是，南方革命党所凭借的主力是湖北新军，而北方袁世凯所凭借的班底，其实就是小站练兵的那些老弟兄，与湖北新军同属一个性质。

而且，赵凤昌与袁世凯还有着多层关系。赵凤昌多年来一起谋划立宪的同党张謇曾经是袁世凯的老师，尽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张謇对袁世凯有所不满有所抱怨，但他们之间在最关键时候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张謇之所以能够替大清王朝撰写最后一份文件“清帝退位诏”，这绝非仅仅靠张謇的才华那么简单。

至于赵凤昌与袁世凯之间，也有一层过去不太知道的关系。赵凤昌的妻弟洪述祖是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的幕僚，他的胞妹又是袁世凯最为宠爱的六姨太。这样一来，洪述祖在赵凤昌与袁世凯之间具有同等的距离，所以，所谓南北和谈其实在赵凤昌的感觉中大约就像自己家里的事。

这一层层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过去都以阶级斗争等理由大而化之，不予注意，因而过去的研究就显得很粗糙，历史的关节点总是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可理喻。现在国家图书馆将赵凤昌藏札影印出版，而著名艺术家吴欢先生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对这批藏札进行深入研究和解读，这对于我们重建辛亥记忆，重新建构近代中国的叙事模式，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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