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六零后

正在连载中的现代言情《致六零后》，深受读者们的喜欢，主要人物有月娥耀轩，故事精彩剧情为：在我记忆里，医院呈口字形排列:大门在东面，位于“口”的右上角。门的高度大约超过了2米，可以并排站上3个人，这在当时，算得上很大的大门了；最重要的是门涂了红漆，门墙是刷了洋灰的——爸爸和奶奶说这叫“洋灰”，长大后才知道它还叫水泥。“口”的右边一竖是一排有水泥地的五六间平方，依次是打针的房间——现在叫注...

第2章 儿时——生在六零

第二章一、儿时1、生在六零六零后，究竟是指1960--1970还是1960-1969，我倾向于后者，反正不管是哪一种，我都是60后，我出生于公历1969年1月，农历68年12月，怎么算都是60后，不过这并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据说那天天气很冷，早上6七点，在经历半宿的疼痛后，母亲把我生下来了。

我出生地就在离我家只有三西百米的卫生院，那时一个公社只有一个医院，那时叫做公社医院，现在应该叫社区卫生院。

医院里的男男女女，不管是看病的还是打针的，大家一律尊称为“医师”。

在我记忆里，医院呈口字形排列:大门在东面，位于“口”的右上角。

门的高度大约超过了2米，可以并排站上3个人，这在当时，算得上很大的大门了；最重要的是门涂了红漆，门墙是刷了洋灰的——爸爸和奶奶说这叫“洋灰”，长大后才知道它还叫水泥。

“口”的右边一竖是一排有水泥地的五六间平方，依次是打针的房间——现在叫注射区，三个看病的房间——按现在说法是不同的门诊室。

印象里，有个叫虞文斌的男医生，身材不胖不瘦，高高的，他就在其中的一间诊室里给人看病。

很多得了病的人都喜欢找他，父母说他医术好，人也好；我也这么觉得：他每回路过我家门口，我会跑过去叫他一声文斌伯伯，他都会温和地答应一声，不像医院里另外几个医师，我们小孩子满心崇拜的带着谄媚地叫他们，他们总是爱答不理的，让我生出些畏惧。

医院里还有一个个子高高体态丰腴的女医生，专门管生孩子的，现在说法是妇产科，她比我母亲大好几岁，母亲让我们姐弟喊她“月娥孃孃”在我己经模糊的记忆里，月娥孃孃白白净净，说话嗓门也不大，不像生产队里的女人总是大嗓门嚷嚷，说着和男人一样粗俗的话，脸也和男人一样粗粗拉拉黑不溜秋的，月娥孃孃是那是我眼里最好看的女人。

有一回，月娥孃孃骑着脚踏车从我家门口经过，我爸爸说：“你们看见了吗，月娥脚上有没有穿洋袜？”

“没有！”

我想也没想就说。

“你不知道了吧，她的洋袜不是你们过年穿的那种洋袜，她穿的洋袜是透明的，我们看不出来的，叫尼龙丝袜，只有上班的工人阶级才能穿得起。”

还有这样的“洋袜”？

我对月娥孃孃脚上的“尼龙丝袜”充满了想象，后来我很注意的盯着月娥孃孃的脚看，我还是没看出来，更觉得月娥孃孃是比我们这样的农民高级得很多很多的。

再后来我读书后，有一回月娥孃孃看我搬了一张长条凳在门口写字，夸我字写得好，我非常骄傲，仿佛她这一夸，我就不再是农民了，我也变得与众不同了。

医院里另外几个叫什么我都忘了，但我还记得他们看我们的眼神，那是用眼角在乜斜，这让我惴惴不安：那时我很想讨好他们，可是又怕他们白眼里冷漠的像针尖。

“口”的上下两横面对面两排平房，每排大约六七间，一排是病房和产房，对面是医生们的住房。

产房在最后一间，找月娥孃孃一般就在这里找得到，我应该就是出生于此。

但是我是不是月娥孃孃接生的，我好像忘了问我母亲，母亲也忘了告诉我。

“口”字左边还有一个院子，院子里两三棵果树，是梨树，会开白色的花，还会结果。

但是医院的家属孩子不许我们进来，大约是怕我们偷摘了梨子——其实我不会爬树，我也反复告诉他们我不会偷东西，但是他们还是不许我们到他们的院子里来。

医院里的孩子只和医院里的孩子玩，他们只有在我父亲讲故事的时候才屈驾降尊和我们农民家的孩子呆在一起。

但是我是多么期待他们能让我们加入他们的游戏里啊！

偶尔他们答应让我们进去看看，我看到了旁边还有几间平房，我爸爸告诉我那是很个神秘的地方，有台机器放在里面，连骨头都能看到。

难怪，医院里的人不许我们来，原来是这个神秘的机器。

现在看来，那大约就是拍x光片的机房。

这个公社医院是我童年所知道的最高级的建筑之一，它比我家房子高大，墙壁是洋灰的，不像我家是烂泥的。

医院的后面有一条一米宽的水沟，沟边是一人多高的芦苇，在我印象里似乎总是绿绿的、密密的；芦苇下有一排石级到沟底，就算夏天，这里也晒不到太阳；沟里的水清澈见底，潺潺流动，西季不歇，医院里的人淘米洗衣服都来这里。

来自苕溪的一条支流，我们不知道这条支流大名叫什么，反正大家都叫为“大溪”。

那是我儿时所知道的最大的河流。

在大溪到医院后面这条水渠之间有两片桑树地，桑树不高，但那时我太矮小了，春天我总是跟着我的小姑一次次的到桑树下采桑果吃，小姑比我只大了七岁，她和我一样瘦。

她和我在冬天的屋檐下争抢过那根最大的冰凌；她还和我躺在雪地里，看谁的印子没有很快被雪花覆盖，留的时间长；她也和我吵过架，比如就在采桑果的时候她骂我没用。

桑树林里己经有很多比我大的孩子了，男孩子爬到树上，坐在树杈儿中间，那些挂在高处的桑果又大又黑，馋的人口水首流，可是我不会爬树，只能央求小姑帮我采一点；但是小姑也爬不上去，只能跳起来，抓住一根树杈，把那些还没变成紫色黑色的红桑果摘下来。

红色的桑果是酸酸的，我的心也是酸酸的。

大人也来这里，他们采的是桑叶，采回去喂蚕宝宝。

我跟着我妈去生产队里看她喂蚕宝宝。

生产队的房子是盖瓦片的，不像我家盖的是稻草，每到下雨，我爸妈就用盆盆罐罐接漏水，每到夏秋季新的稻草晒干了，父亲就开始编草扇，长长的，一排一排，编好了盖在屋顶上。

生产队的瓦片房不用年年换屋顶，但那是集体的。

我大伯家也是瓦片房子，所以我奶奶看见我大伯就很亲热，对我大伯母说话也是很客气的。

瓦片房子真好！

我跟着我妈来到生产队，很小心地走进养着蚕的房里。

房间里一层一层的格子里是一张张大竹匾，竹匾上是灰白色蠕动的蚕宝宝，它们吃起桑叶沙沙沙地，可快了，它们拉的也多，长得也快。

长到手指一样粗的时候，就会让它们住到干净的稻草垛上。

我不知道它们怎么从竹匾爬到稻草垛上去的，我想了很久，想得累了也没想明白。

也不明白它们后来是怎么把自己变成雪白雪白的茧子。

我父亲说里面的是蛹，蛹可以炸着吃。

但是我没吃过，我也不敢吃——那是蚕宝宝。

两片桑树中间是我们生产队几户人家的自留菜地。

我家的自留地也在那里，靠近大溪。

我总会跟着爸爸在地里种番薯种豆子。

爸爸让我把豆子，有时候是土豆放进他挖好的一个个小坑里。

现在想来很轻松的事，那时我可能太小了，也可能心不在地里，总觉得累，扭头看看，怎么还有那么多呀，就嚷嚷着累了。

父亲也不责备，只说：“好好好，旁边坐着吧。

我给你讲故事。”

听父亲讲故事，是我最大的乐事。

而且父亲讲故事在我们小孩子里边很有些名气。

他给们讲什么游击队的故事，讲抓特务的故事，特别是有个抓“黑大个子”的故事，好像有讲不完的续集，连医院的那些大小孩子也慕名而来。

看这么多人围在父亲身边，我满心的欢喜和得意。

种完了，父亲就去大溪里挑水，然后用很长柄的木头大勺子很小心的一点一点浇到小坑周围；出苗后，他还会带着我来浇水；有时候，我就在大溪边玩水。

大溪的水好深啊，溪里面满是墨绿色的水草，袅袅的在水里婀娜着，有的叶子宽宽的，像海带那样的，有的像柔嫩无骨的小树杈。

我很想从水里拔几条出来，可惜我太小够不到，甚至有一回差点掉进水里。

父亲就用他的扁担给我捞上来几根。

离开了水的水草，一点不好看，没有了亭亭玉立的仙气，拿在手里滑溜溜，扔在沙地里蔫不拉几，我大失所望。

原来好看的水草是需要水的加持，就像现在的网红和明星，没了滤镜和追星族的加持，若把他们和民工一起扔在荒岛上，他们什么也不是，远不如民工。

我问父亲，这水草能不能吃，父亲说不能。

我悲悯地看它们一眼离开了。

我的父亲他说自己小学没读完，但是我觉得他似乎什么都会，会灵巧的，农村的粗活累活他从不拒绝，他除了会给我们讲故事，还会编竹篮子，竹笠子，会夯土造房子，会吹笛子，会做笛子……我上学前，他教我算24点，偶尔看到汽车开过，他指着车尾部挂着的车牌说：“你看这车，这几个数字是：二伯伯吃酒。”

我顺着我爸的意思一读，还真的是：28879，用我爸的办法立刻记住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爸让我坐在他的肩上带着我去大队里开会，我看到有个人被反绑住双手，脑袋被往下按，头上还戴着白纸糊起来的尖尖的高帽子。

接着大家喊口号，我不知道他们喊什么，喊着喊着，那个戴高帽子的被拉出去了，再后来大家就散了就回家了。